水上安全监管的“签证制”在我国自宋朝起已有千年历史。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国籍船舶在国内航行进出港口时也必须办理进出口签证。

　简政放权的大潮下，这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沿用了数十年的监管方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，而签证取消的背后，换来了大把的真金白银。

　国内航行中国海船签证正式取消

　2016年11月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对《海上交通安全法》修改，将“本国籍国内航行船舶进出港口，必须办理签证”改为“本国籍国内航行船舶进出港口，必须向主管机关报告船舶的航次计划、适航状态、船员配员和载货载客等情况”。

　这标志着中国籍国内航行的海船进出港口全面实施进出港报告制度。

　至此，新中国成立以来沿用数十年的“船舶进出港签证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，每年约300万艘次国内航行海船即刻得享政策红利；而这项改革也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转型腾挪出更大的空间，中国籍国内航行海船进出港的管理由事前审批调整为事中事后监管，开启了一个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的新时代。

　一键报告，三分钟之内通关

　“把便民做到船员心坎儿上”山东烟台利丰石油有限公司“利丰18”轮的二副闫胜举着手机，兴奋地向同船的兄弟们喊着“真是太方便了，手机一点，报告成功！”

　“不用奔波办证。”“减少了频繁上下船的风险。”“有更多的时间开展设备维护保养。”……在一阵阵热烈的讨论中，“把便民做到了船员心坎儿上”是闫胜一群人讲的最多的话，这也是他们对取消国内航行海船进出港签证，实施船舶进出港报告这项改革由衷的褒奖。

　而在千里之外的东海岸边，厦门港务海运有限公司的万爱国更是感慨万分。作为一名多年负责进出港签证的工作人员，他亲身感受到了近几年政策的变化——从背着大袋船舶资料、船员证书及签证薄风里雨里办签证，到电子签证远程申报，再到现在的进出港报告，他感叹：“一键报告，用时不超过3分钟，还很快就能收到回执短信，确实方便，也大大减轻了工作强度，对于这项改革我举双手赞成！”

　少办一个签证换来大把真金白银

　如果说船员、办事员个体感受到的更多是便捷，对于公司来说，取消船舶签证更是撬动真金白银的“壮举”。

　走在上海港的码头上，不少企业都能拿出一本取消签证的“经济账”——上海集海航运有限公司估算，以旗下“集海之鹏”轮为例，2016年该轮共往返洋山港—外高桥300航次，取消签证后每航次将省去约2小时的往返时间和100元左右交通费，全年预计可节省签证时间600余小时，省去乘车费用30000 元。

　嵊泗县同舟客运轮船有限公司预计，由于取消签证后在港时间大为缩短，船舶周转效率大幅提高，光港口使费一项，公司每年就可以减少支出149万。

　从整个辖区看，上海海事局预测，全年上海港预计有进出港船舶15万艘次，这就意味着有望节省近30万小时。而对于繁忙的港口来说，船舶通行效率的提升更意味着货物周转率的提升，以及难以估量的潜在效益。

　“取消签证后，船舶不用等在码头办签证，大大提高了我们码头泊位的利用效率。今年一月，公司的来料加工量又创出历史新高。”中化码头经理姜新宇表示，对于原料物资依靠航运的企业来说，每趟船节省的几小时最终将给公司账面带来大不同。

　监管升级成为新挑战

　据介绍，水上安全监管的“签证制”在我国自宋朝起已有千年历史。在数千年的时间里，监管者通过核查进出港船舶的各类证件，判断船舶适航能力，从而保证运输安全。

　有着悠久历史的船舶签证何以在今天被终止？船舶进出港安全又将如何保障？

　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船舶处处长李恩洪介绍，信息化、大数据是水上安全监管模式变革的基石。通过在船上安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(AIS)，监管部门得以实时监测船舶航行动态；再将船舶、船员各类信息联网，系统便可以自动比对航行至某处的某条船舶证书是否齐备、人员配备是否合规等信息。“系统比对发现问题的，会自动提示，海事现场核查人员会据此到场检查，从而确保监管不缺位。”

　事实上，船舶签证取消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是一次“改革”；而对承担着水上安全监管重任的海事管理部门来说，更是一次“革命”。

　“取消签证后，海事部门将有能力在现场监管中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，从而把过去‘核材料’的静态监管转变为‘防风险’的动态监管，进一步优化监管资源配置，加强了事中事后监管，达到精准监管的目标。”李恩洪介绍，精准监管根源在于执法模式改革，达到这一目标不能靠单兵突击的政策工具，而要凭通盘布局的政策创新。

　据悉，为了切实做好事中事后监管，海事系统的基层执法模式改革等一系列更深入变革已经启动。

　海事部门强调，安全是交通发展的红线、底线、高压线，简政放权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。取消船舶签证所开启的改革，还将在未来进一步深化，最终让监管的“无形之手”真正营造安全船舶航行无阻，风险船舶处处受限的市场环境，敦促企业切实承担起安全主体责任，实现企业、政府在安全领域的角色归位。